文学期刊的定位与发展
周介人
我们搞文学期刊的人，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并没有十分清醒地认识与处理好文学期刊的性质以及它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定位问题。
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常常说文学刊物是一种重要的思想阵地。阵地的任务当然是让战士冲锋陷阵。在阵地上，当然也可以稍作休息，甚至娱乐，但总得在硝烟弥漫中绷着神经，即使睡觉也不会安稳——这样一种办文学刊物的指导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它的合理性与功效性，它能比较直接地配合政治工程的运作；但也带来不少弊端，例如简单化与粗糙化，艺术上不够多样与精致，政治上误伤过不少人与事物。所以70年代末，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了，这个口号利少弊多，还是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启动以后，我们办文学刊物的人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文学刊物既然不属于政治性与政策性的期刊，那么它是否就完全归属于商业性期刊呢？
我认为，就其文学刊物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消费欲望以及定价经营争取赢利这一点而言，文学刊物无疑都具有商品属性。但并不是所有带有商品性的期刊都是商品期刊。因为在文学期刊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层次的刊物：一种文学期刊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消费，是广大读者的“休闲品”之一，办刊者也以赢利为重要的追求目标；而另一种文学期刊的主要功能则是满足社会精神生产与创造的需要，它为社会提供的主要不是精神休闲品，而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心智情感资源，办利者以追求精神价值而不以追求物质价值为主要目标。很显然，我们可以将前者归划为商品性文学期刊，而后者，它虽具有商品性但并不是商品性文学期刊，确切地说，踏是专业性、学术性文学期刊。我认为像《上海文学》、《收获》、《萌芽》这样的文学期刊，就应该是专业性与学术性文学期刊。
专业性与学术性的文学期刊是以自己的专业示范性、专业导向性、专业传播性来实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平衡、综合发展提供一份健康向上的精神滋养。特别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当人们的欲望与追求过度地向物质、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为己任，对社会的发展起一种制衡与拾遗补缺的作用。根据我的体会，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里，纯文学刊物向读者提供的既不是以前的战斗阵地，也不是花花绿绿消遣的商品，而是一座健康温馨的精神家园。
“家园”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少数文人的“象牙之塔”，它们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它无法脱离现实的政治；但家园并不是当年的阵地，它不会盲目地发动攻击；家园仍旧给你向上的力量，不过那不是火药，而是精神的滋养；在家园里，人们一面“休闲”，一面“充电”，你可以宣泄也可以接受抚慰与规劝；在家园里你是放轻的、平等的，你无须穿上外套，而还你一个率真的“自我”。
明白了文学期刊在文化产品中的基本定位问题，接着在认知上要解决的难点是：你自己主持的纯文学刊物同别人粉的同类刊物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更深一层的定位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轱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对于文学刊物来说，特色既是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呈现出来，只有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才能在艺术竞争与市场众多中获得活力。办刊物切忌重复与雷同，切忌跟在别人的战功后面亦步亦超。在上海市作协的三个文学刊物《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中，历来是《上海文学》最难办好。为什么，因为它类在其他两家刊物中间。《收获》与《萌芽》，仅凭其刊名就可照其宗旨。而《上海文学》，则是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尴尬身份。在60年代，《上海文学》就因为刊物面貌模糊而无奈休刊。进入70年代末，上海文坛又出现了《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唱“三国戏”的微妙局面。面对这样的格局，《上海文学》能够坚持住，并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吗？这对于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的我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于是， 我认真研究了左右两家兄弟刊物的优势，同时也发现它们的一种疏忽：他们一家偏爱“萌芽”，另一家偏爱“收获”，而更多的文学作者则是处于成长、探索、思索、发展的进程之中。在这一个进程中，文学作者往往表现出许多的曲折与矛盾，固而也最需要有经验的文学编辑参与扶持与鼓励，同时与因为有曲折与矛盾，所以这个进程也是最有活力与爆发力的创作时期。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给《上海文学》定位如下：
《萌芽》是一片文学的芳草地；
《收获》是精致的艺术花篮；
《上海文学》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植物园；
明确了《上海文学》的特色以后，不仅避免了同兄弟刊物在工作上的“撞车”与矛盾，而且明确了自己的作者队伍，认清了自己的读者对象，开辟出了仅仅于自己的那一块“市场”。
这个“市场”的特点是：我们面向的并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是一批具有相当文学专业知识与文艺修养的专业文化工作者、文学青年以及一群具有探索性的文学创作实践者，他们已经接受过相当的文学专业知识的量陶，已经有过一些失败或者战功的经验教训，但还不够成熟，他们需要抬起头来了解整个文坛的发展现状。而我们《上海文学》给他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抬起头来看文坛的机会。
服务对象细化之后，我们工作的重心也就自然实现了。对于作者队伍的组织，我们的总体构思是：我们团结并尊重著名作家，但不去乞求一流作家的三流稿件；我们关心并爱护青年作者，但我们发掘重视的是无名什肴的一流作品。从1987年算起，我们先后抓到的当时尚末成名的作家的一流作品计有：湖北女作家池莉的代表作《烦恼人生》、安徽作家许辉的《夜天的公事》、江苏作家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山东作家刘玉莹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北京作家荒水的〈血江玛丽〉、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湖北作家邓一先的〈父亲是个兵〉等等，由于上述作品在当代文学思想的推进方面都带有某种代表性，都代表了某种新的艺术倾向，所以被我们推出后，它们的作者也逐步从无名变成有名，成为一种文学潮流的代表性人物。
让全国各省市的实力作者（当时并不一定是知名作家）通过《上海文学》这座成果走向全国文坛，这就是我们既不同于《萌芽》亦不同于《收获》的特色，也就有了自己的优势。
当《上海文学》在全国的纯文学刊物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色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意识到：特色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的，特色本身也应该不断地调整与发展。特别是像我们这类有比较固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的纯文学刊物异没不好，很可能变为某种“圈子文学”或者“书斋文学”，就会逐步消迢生命力。认识到这点，我们就提出，纯文学应该开放，不应该划地为牢。纯文学为什么“纯”？不是因为她取于“拒绝”，而是因为她善于“消化”与“吸收”。特别是体现在纯文学同大众文化的关系方面。有些自以为行“纯文学”的回去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这实在是作茧自傅。像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词多么漂亮！它从唐诗《枫桥夜泊》引出灵感，表达的却是现代人的思绪情致。不少流行歌曲的词都比我们一些诗人的诗要精彩的多。为什么？因为他们了解“民间”，他们吸收了来自“民间”与“生活”提供的滋养。依我看，当代诗歌的改革、小说的改革，一定是在大众文化的“催逼”下完成。纯文学应该向当代公众生活开放。只有能够消化与吸收新质的文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纯文学。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根本上要解决的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当我们的人民以经从计划经济体制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文学也应该寻找新的“生长点”。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上海文学》从1995年起在栏目上进行了更新，我们推出了“新市民小说”，努力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改变了自己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新的社会群体；我们推出了“老事浮沉”栏目，借鉴中央电视台“讲些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经验，强调这个栏目的平民性与亲和力；我们提出了“文化关怀”，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在文坛内外赢得了普遍的认同。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最为基本的生长点。《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的诞生，那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高峰期，当时的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对民主革命胜利的豪情，和对于新的革命进程的放心。当时的作家基本上都有亲身的革命经历，他们是战士，是从战场上归来的胜利者。
成绩辉煌的“新时期文学根本生长点，那便是“确定思痛”。所以有了对于以往革命的反思，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有了寻根的渴望；有了探索新闻的兴趣。此时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被“运动”误伤过的战士，幸存者、无辜被株连的小鸟，以及曾经热血沸腾但在“广阔天地”里被冻得冰凉的“知青”。
今天的文学是世纪之交的文学，它的主体已无法再在过去的生长点上生长。从现在文学趋势看，社会的特型，新市民阶层的形成，新一轮生存竞争的开始，人与人在生存能力、生存质量上的较量与比赛，将成为世纪之交文学的新生长点。我们文学期刊应该及时地将自己的生命工程牢固地树立在这样一个生长点上，从这个生长点上获取新的竞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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