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与中国图书
书，究竟是第几媒体？我们没有定论，有定论的是从古至今“书”不断给予我们物质和精神的力量，这是最为重要的。近些年来，有大量的海外图书被引进到中国，也有很多的“本土货”留洋到外，我们可以深切感觉到文化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可以读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优秀作品，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词——版权贸易。
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到了1992年10月，中国又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加入这两个公约为中国开展更大范围的版权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同国外的版权合作是在1980年8月，中方组团访美，双方签订了合作编译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消息在美国新闻媒体披露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方首次以向美方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版权。在次之前，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代表吉布尼先生访华，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自此后版权贸易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但科技类的却很少。因此，国外的图书版权引进工作在一定范围类是以科技类图书为主的。时间流逝，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当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推动图书”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波。它精选了史帝芬?崔金的《时间简史》、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等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其中的《时间简史》更是创造了科普书热销的全新记录。
1996年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文版在京出版，作为版权引进方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鸣舟说：“《未来之路的》的出版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的中文版译者辜正坤博士在译本的后记中更是充满激情地写到：“人类文明史上的另一场惊天动地的技术大革命就要开始了，我们将兀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翘首以待天际喷簿欲出的朝阳。”此书当年就发行了40万册，并引起各界人士的瞩目。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将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微软公司签订此书的协议原本，作为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收藏，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另外，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版权引进都会给文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由此我们不能不提到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界的一棵常青树，自1948年问世以来，销售保持了50年长盛不衰的记录。作为一本教材，它创立并完善了西方经济学的微宏观体系。我国相继出版过萨谬尔森的《经济学》的第十版、第十二版和第十四版，但前三次出版都显得悄无生息，只在学术界受到关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华夏出版社引进的该书第十六版方真正进入了中国大众视野，书出版后一个星期就订购出一万册。
优秀的图书需要优秀的出版人用优秀的引进方案引进，我们所熟悉的《哈利?波特》就是在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由人文社成功地将久违了的《哈利?波特》“引渡”到了中国。还有早些时从德国引进的《雪地三游客》、韩国的《黎明前的祈祷》都让中国的读者惊喜不已。华夏出版社将《失落的文明》系列、著名品牌工具书《拉胡斯图解百科全书》也引进到了中国市场。还有海燕出版社从日本讲谈社引进的大型经典文献图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英版的《中国科技史》、德版的《黑格尔文集》、美版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辽宁出版集团引进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牛津精选》、“探索书系”等。2000年9月1日，中华书局从英国AA出版公司引进了《世界旅游指南》丛书第二辑，自此两辑共20种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之配套策划推出了《中国旅游指南》。这些图书的引进都是结合当时的市场因素、适逢其时地补充市场的不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版机构不盲从、观念日益国际化、而且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喜人景象。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优秀的儿童读物在历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期间被引进，例如21世纪出版社推出的德国作家阿希姆?费里德里希的《四个半朋友》，还有《鬼磨房》及适合4~7岁孩子看的《戴克司会穿衣服了》，教他们拉拉链、扣扣子、系鞋带；《我的小菜谱》教他们制作各种可爱的小食品，精妙的定位与选题让人耳目一新。由中少总社引进的《丁丁历险记》、《比利和布尔》也是大手欢迎的图书。《机器猫》、《宠物小精灵》等等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引进版。
贸易逆差缘何如此之大
一位旅英印度朋友，对中国的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但在相关的网站和图书连锁店却找不到一本关于《论语》的书。一些在海外的朋友非常想为孩子的汉语教育采取双语书籍，踏破铁鞋却一无所获。
与7000多项的版权引进相比，2000年我国输出的版权只有630项，二者的差距之大令人深思。中国图书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而且输出的多为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自然科技、人文社科类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输出的国家也主要局限在东南亚一带华文圈内。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认为，在数十年内，中国的版权贸易存在逆差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依赖国外的出版资源，来满足国内教学、科研的需求。但要减少这种逆差，不是没有机会。中国能够输出到国外的版权资源是丰富的，只是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书业市场，认真分析海外出版商和读者的阅读口味，找到对接的方位。
输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国的文化，因此我们要缩小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逆差。
文化是出版的根基。在2000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佩雷?维森斯曾说，入世虽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出版业产生多方的影响，但出版本身是一个有文化偏向的行业，即使外国出版权在当地从事出版活动也要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只会得到加强而不是遭到破坏。
不同的文化有自己运行的轨迹，我们的母亲河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的出版提供滋养，版权引进其实只是另一条河流中的元素。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编辑室主任王瑞琴通过《哈利?波特》的版权引进，感触最深的是国内出版社在版权引进的时候，需要客观分析国内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环境，切忌一哄而上。不同的文化北京决定了读者的阅读情趣，只有那些弘扬人类优秀文化同时符合中国读者需求的海外图书，才能克服“飘洋过海水土不服”的毛病，在中国也畅销。
学然后知不足。将于今年5月召开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将“版权贸易”定为主题。1月26日至28日，2000多家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参加了在京召开的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为的是提高业内进行版权贸易的总体水平。这是个好兆头，至少它显示出在入世大背景下，中国出版界认真学习、积极硬对挑战的信心。
出版提速需要版权贸易
从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到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版权贸易让中国读者和世界其他角落的读者一起，享受着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见的文化交流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如何加快中外版权贸易的步伐，逐步改变目前引进多、输出少的局面，已经急切地摆在中国出版界的面前。国内出版界与国外间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更加频繁，作为出版业盛会的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于2002年5月举办。为顺应加入WTO后的形势，并借鉴国际著名书展的经验，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博览会将由第九届起改为一年一届。
对于入世后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李峰分析认为：要么大而强，要么小而精，要么加盟，要么出局，要么凤凰涅槃。国内图书营销的发展也将呈现5种态势：市场定位越来越细化，市场竞争越来越理性化，市场营销越来越广泛化，市场运行机制越来越弹性化，出版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扩大化。购买版权的战略就要通过专业人才、专门机构、专项运作，进行专题出版、主题出版、特色出版、品牌出版，与国外联合策划、联合编著、联合经营。
为此，世图将与中国联手经营，少的进，多的买。对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硕博用书，因用量很少，中国主要采取原版进口的方式，以解燃眉之急。对用量大，时效较长的原版教材，在进口的同时，购权影印，以便降低价格，这主要指本科生基础教材和热点学科教材。并将启动千刊工程，影印国外原版科技期刊，服务于科教兴国战略。通过买大刊，带动小刊、小社刊。有的出版社、协会有几十种刊，不愿零卖，世图就全部买下来，个别赔，整体赚。
海外图书千万种，好书不计其数，到底引进哪些？北大出版社社长彭松建说，引进的选题一定要有标准、合国情。一般来说，我们应尽可能挑选较高水准的图书加以引进。但也看具体目标，如果引进某一学科的入门读物和介绍性读物，还是一般水平的图书更容易理解和阅读。出版社在引进海外图书版权时，应从本社的宗旨、读者的层次和市场定位来确定引进的目标和标准。见书就要，见版权就引进，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
引进海外的版权应适合中国国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应有利于发展、民族习惯等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要从本民族文化出发，吸纳外来文化。同时，还要注意我国人民的文化承受力和购买力。有规划分层次地引进海外国外出版物版权，也会有利于提高我国出版业的竞争力。
国家版税局副局长沈仁干指出，入世后版权贸易可能出现以下新的情况。在法律服务当中，我们承诺允许外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从事赢利性活动。商标和专利的代理，已经纳入司法部律师的代理活动当中，版权也纳入律师的活动当中，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能介入版权代理活动，首先从司法代理开始，逐步向赢利的版权交易靠拢，做贸易代理。当然，我们保留版权贸易的审批权，即成立涉外版权贸易机构，要经过审批，但我们的标准和条件必须公开透明，一些具有条件的国外代理机构就可能进来。另外，一些未经国家版权局批准、也未到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版权代理个体户，还会持续增加。
所以，我们的版权代理公司要走规模经营的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有一定规模的版权代理公司，全方位的开展版权代理。既可以代理图书版权交易，也可以搞广播电视节目、电影、软件等一切相关项目的版权代理。没有得力的人才，体制不灵活，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使我们现有的版权代理公司发展不起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于我国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版权贸易体制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志于从事版权代理活动的，要抓住这个机遇，无论国营还是私企，谁能把中国的版权代理事业干起来，谁就能得到支持。
版权引进就相当于花钱买速度。从过去的“五年磨一书”到如今“一日出两书”，出版的提速已是大势所趋，入世以后，国际间的版权贸易将会越来越频繁。
世图出版公司总经理李峰说，原创图书的出版速度不仅受到作者交稿时间影响，而且有一定的市场风险，从国外引进已经过市场检验的畅销书，不仅缩短了操作周期，加快了出书速度，而且质量也有保证。目前，版权贸易进行得有声有色的出版社并不在少数。去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的《富爸爸，穷爸爸》帮助世图跨入大型出版社的行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更是销售400多万册，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像清华、电子工业、人民邮电、机械工业等出版社也都是以大量引进电脑图书版权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地位，抢占了市场先机。
1980年8月，我国与美国签订了合作编译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这是我国首次以向美方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版权。此举拉开了版权引进的序幕。1990年，我国的版权引进图书不足千种，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超过7000。但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我国500多家出版社中竟有一半从未进行过版权贸易活动。地区间的差距更加明显，全国其他地区的版权引进数不及北京一地，而且版权引进的热点也集中在英语、文学、少儿等畅销类图书。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是“入世”后中国出版界不可忽视的课题。
从“拿来主义”到“拿去主义”
今年1月，在广西大厦举办的第三届BIBF北京版权贸易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达到274人，三分之一以上是社长，说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BIBF了解了版权贸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认为，入世意味着文化交流的加强，出版业跟文化更是密不可分，所以他既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我想文化离不开主导意识的引导。在入世后这对出版界是一种考验。版权贸易的市场很早就已经开放，90年代后步伐明显加快，国外的版权贸易商认为，随着分销业务的开放，用版权实物取代版权贸易，就没有必要卖给我们版权，怕我们隐瞒印数。另外一种则倾向于用版权贸易作为资产，做投资来寻求更大的回报。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不仅仅指出版市场，还包括版权贸易市场），人家才能信任我们，我们在从事版权贸易的时候自然会方便很多。另外在国内出版界，版权的恶性竞争还是很多，通过诸如给作者、代理商增加版税、增加印数的种种承诺来达到抢夺出版权资源的目的。这是一种不正当的恶性竞争手段。久而久之，所有出版的版权工作都难以维系。”聂震宁说，中国说了100多年的“拿来主义”，现在应该要说说拿去主义，我们要争取输出的版权量多些，目前的状况跟我们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很大关系，文化的后面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上保障，经济要强大，文化才能更加强大，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出版界、著作界以及作家朋友，什么样的作品能满足国外的需求，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主要是思考的不够。在我们的博览会上，国外的参展商实际上是来投稿的，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商机，认真负责地做好出版环节的各项工作。出版行业方方面面都是关键，但发行是龙头，编辑是基础，否则就是做无米之炊。华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说：“加入WTO后，我认为理论上的挑战比实际挑战要严峻的多。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非常完善的。比如禁止外企进入出版社，只能介入分销，分销还要逐步开放，出版业的开放跟我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图书这种特殊的文化承载体的属性安全，都决定了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跟应该注意的是‘观念’入世，要有强烈的市场观念和比较成熟的市场运营的能力，如果观念是正常的，但是竞争手段有好坏，我们应该意识到入世不仅是出版社在和国际接轨，更重要的是读者、民众和WTO后的国际观念接轨。我提倡中小出版社应该参加博览会，走特色道路，小社没有规模，靠的是单本的发行，单本做好了，也有发展壮大的机会，我们参加博览会可能没有直接进行贸易的机会，但却得到很多信息启发，包括经营思路、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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